在“**”被高扬的时候，很可能也正是“**”被遗忘的时候;当“**”因为被过分遗忘而需要重新高扬的时候，**自己需要认真思考的就不再是那个*的“**”、那个可以被遗忘的“**”，而是重新思考“谁是**”、什么是“制度”中的“**”。
詹姆斯·G. 马奇、约翰·P. 奥尔森的《重新发现制度：**的组织基*》(张伟译，三联书店，2011年3月)以新制度主义**学的理论反思现实**生活中的制度问题，为思考制度在**稳定与**变革之间的作用提供了深刻的论述。作者在第七章“对恰适*制度的探寻”中特别论述了与**主权制度相关的一系列问题，作者说“我们提出的问题是，如何来思考作为**工具的**制度”(第118页)，就涉及“**”问题。
关于**，在近代**学上最重要的概念可能就是“主权”。对把“**”与“主权”联结在一起的理论，作者引用Pitkin的表述说，“**主权理论的核心理念是，**的意志应该最终获胜”，“这些理论因在下列概念上的不同而产生分殊：谁是‘**’，如何发现‘**的意志’，‘最终’的时间有多长，以及‘获胜’的含义是什么。”(第118页)的确**是谁，正是这几个问题的混淆和扭曲导致“**”在制度中被书写的同时也被遮蔽，导致在**制度的名义下最容易被雨打风吹去的永远是**。作者继续说，“其分殊体现在两种传统的区别上，即一方面所谓的聚合式(aggregative)**过程，及另一方面所谓的整合式(integrative)**过程。”聚合中的“**”是作为公民的个体，在多数规则治理下追求自身利益，**的意志通过**竞选和理*公民间的交易而实现，秩序建立在理*和交换基*上;整合中的“**”则是群体的，在共同的社会价值下探寻幸福，秩序建立在历史、责任和理智的基*上。在两者之间还有很多重要的区别：“聚合过程中的**阶层好像实现利益群体间联盟的‘掮客’(brobrokerage)。整合过程的**阶层则是社会传统上就有的与未来所需的托管**者，并充当教化者的角色。聚合过程理论强调及时回应**当下的利益。整合过程假设要对体制缓慢适应，保护体制免受一时**和唯理*的伤害。聚合理论强调多数规则的至上*。整合理论将多数规则放在权利和制度规范的框架之下。聚合理论把公共政策和资源分配视为**过程的首要成果。整合理论则将拥有共同目标和彼此信任的**进步视为首要成果。”(第119页)接下来作者分别对聚合式制度和整合式制度的评价标准以及制度*效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和复杂的辩难，最后大体上是从历史上两种制度的循环*变迁中寻求对价值判断的理解：在两者之间的动态变化中寻找新的平衡;这部著作刊行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当时作者预计在未来的十年中整合*制度将被强调。
对我们而言，需要重新认识在一种几乎是独一无二的、极端化的整合制度中“**”的权力、偏好、愿望及其利益分配的实际状况，以重新思考我们的**主权制度。实际上不难发现，我们的困惑还不是比较两种制度的优劣问题，而是需要比较究竟是力争在整合*制度框架内使“**主权”得以实现呢，还是寻求实现聚合*制度来实现“**主权”。在很大程度上，这根*不是**学的理论问题，而是对现实**的博弈的分析和判断问题。重新发现制度和在原来的制度中重新发现“**”，重新思考和积极变革**制度中的“**”的处境，都是任何个人*换、**机构重组等历史进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。
当然，人类历史上也有过不少最坏的时期，制度以**之名而行****利益之实。这样的制度已经很难用聚合或整合来区分，而可以从一个被标签化的国家**概念中获得对其进行认识的启发。**当代哲学**雅克·德里达最后一部重要的**哲学著作有一个颇为奇特的书名《无赖》(汪堂家、李之喆译，上海译文出版社，2011年4月)，但它讨论的对象是国家而不是个人;它批评的是以“无赖国家”为标签的国际**。译者汪堂家在报上撰文谈“无赖国家”的**修辞问题，重点论述****为何喜欢使用“无赖国家”这个标签，也有助于读者从今天****的角度思考德里达对****的批评。德里达认为，“首要的和最粗暴的无赖国家，就是那些无视和持续违反国际法的国家，这类国家恰恰以国际法的捍卫者自居，以国际法的名义讲话，每当它们受利益驱使，它们就以国际法的名义对所谓的无赖国家发动战争。这样的国家就是**。”(第128-129页)“最邪恶、最粗暴、最具***的无赖国家,首先就是**，有时是他们的盟友。”(第129页)这是典型的德里达式的国际**批评，容易带有激进的最高级修辞。
但是，德里达还有一些更复杂、更内在的论述也很值得我们思考，在他那些过分搀杂了自我分析和词语分析的思想独白中，有些问题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。他讨论了诸如**、自由、友爱等词语的种种内在限定*，从而使当它们简单地延伸到外在的“世界化”之时所遭遇的理论困扰以复杂的表述呈现出来。我们可以进一步思考的是**是谁，就重新思考制度中的“**”这个问题而言，“无赖国家”具有什么特征和品*?把制度改革与“无赖国家”的概念放在新制度主义**学框架中，是否又会对社会情境和个人动机重新给予重视呢?
以制度看待城市中的权力与利益分配问题，也是认识近年来在城市的盛世美学颂歌与个**利申诉悲歌的密集交替的有力途径。英国学者约翰·伦尼·肖特的《城市秩序：城市、文化与权力导论》(郑娟、梁捷译，上海**出版社，2011年3月)通过对城市经验的各色碎片加以检视，研究了城市和经济、城市和社会以及城市与权力的表达等关系问题，核心的问题就是城市结构和社会权力的关系。虽然该书不是像刘易斯·芒福德的《城市发展史》那样，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讨论城市问题，但并不妨碍它在问题的论述中充满历史*的引证和思考。如对农业**与城市兴起的关系、意大利城市兴起与商业社会和公民社会的关系等等，都是城市发展史上的重要论题。书中谈到的有些刚过去不久的历史上城市斗争的案例，则又使我们回到那个关于**的主题，这回我们思考的是：即便是在制度的名义下，**还可以做什么?
在该书第六章“资*、劳动与城市”的案例分析中，1971至1974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出现的新南威尔士建筑工人联合会(BLF)所创造的奇迹令我们大为惊讶。由这个工会组织发起的绿色禁令运动(Green Ban Movement)竟然把自己关心的问题从工资和工作条件的狭小范围扩展开去，为城市环境问题和更为宽泛的社会问题而斗争。它成*地阻止了在权贵勾结下的约四十亿澳元的城市**项目，保护了悉尼歌剧院的外部绿化环境、皇家大剧院、岩石区、乌鲁木鲁区以及百年公园等重要景观;它还迫使麦考瑞大学(Macquarie University)无法开除一名***学生，迫使悉尼大学允许两名女学者前来开设女*研究的课程。绿色禁令运动其实是一种更为宽广的**斗争和**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。工会**人满迪说，最重要的是人们学会了不跟在经济主义后面亦步亦趋，学会了如何与更广阔的社会联系在一起。而且最与众不同的是，这是一个中上层的有识之士和启蒙了的那部分工人阶级达成的联盟，他们共同为社会和生态问题而斗争(第166页)——这是否也正是那种需要重新发现的“**”呢?
